自古以来，竹子作为“岁寒三友”之一，因其挺拔的身姿、高洁的品格一直被誉为有“君子之风”。年过九旬的国家图书馆老党员彭竹名字中的“竹”字便取自该意，对党忠贞，正道直行，这也是他一生坚守的信条。

彭竹，国家图书馆离休干部，1945年即在越南堤岸参加华侨青年组织，曾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新侨剧社、大众流动书报社、亚新书店等地工作，宣传爱国进步思想，推动革命事业发展，2019年荣获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”。提起彭竹，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都知道他为人低调内敛，话不多，但做事极为严谨认真。近日，青年理论小组的成员对彭竹进行了“红色文旅年华”专访。面对镜头，这位已经91岁高龄的老人敞开心扉、侃侃而谈，第一次向外界详细讲述了那段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往事。

彭氏家族原籍广东，19世纪早期到越南、泰国、柬埔寨一带经商，成为旅居越南的华侨，住在越南西贡（今胡志明市）堤岸。堤岸是胡志明市最古老的街区，也是越南著名的唐人街，约50万华人聚居于此，系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。20世纪初，堤岸是一个富庶之地，华人在当地工商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1927年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，中国大革命失败，一批来自中国上海、广东、海南、福建等地的共产党员先后到越南西贡堤岸等地避难。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华侨工作，他们到越南后继续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，领导当地华人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运动（以下简称“华运”），支援祖国革命事业。

在轰轰烈烈的越南华运中，彭家贡献很大。家族中彭可涛、彭可兆、彭竹、何芷等人都是“华运”中的骨干力量，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彭竹堂哥彭可涛是当时著名的华侨爱国青年，曾创办亚新书店，专门售卖进步书籍。回国后曾担任香港“三联书店”“新民主出版社”副经理，在书报业服务几十年，不计名利、勤勤恳恳、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，取得了优异成绩。彭竹妹夫何芷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剧团新侨剧社，编写、导演多部反映爱国思想的话剧，回国后历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处长，《广州日报》编委等职。

在家族的影响和带动下，年幼的彭竹从小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，接触进步组织，参加一系列爱国活动。

1941年，日本军队入侵越南，与法国殖民统治者相互勾结，实行血腥统治，残酷镇压进步思想、残害进步人士。当时，“华运”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就是引导追求进步的各阶层人士学习马列主义书刊，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，援助中国革命战争，提高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。侨居越南的知识青年们珍藏了一批内容积极进步的图书，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中外文学名著，以及艾思奇《大众哲学》和其他哲学、历史、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书籍。

这些图书被热爱知识的年轻人奉为知识的宝库、思想的甘霖。但是，在当时情势下， 爱游旅游资讯，这些书都是禁书，一旦被日寇或当地反动统治当局搜查出来，就会付出沉重代价。为了保护好这批图书，大家想了很多办法。

彭可涛的朋友李沙是当地著名侨领李氏家族的“三公子”。当时，李家正代理一家名叫“太平洋保险公司”的业务。这家公司坐落于越南西贡吉甸拿街最繁盛的地段，既是商业中心，又是市政府的所在地。原法殖民者的特务统治中心——吉甸拿侦探楼也是在这条街，平时警卫森严。李沙总结前人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”经验，毅然决定和彭可涛一起，把这批图书一部分藏在该保险公司的天花板上，另一部分藏在彭竹的家中。当时，彭竹只有十二三岁，由于家道中落，辍学在家。这批珍贵的图书伴随他渡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，哺育他迅速地成长，为今后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。

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战败投降，这些被藏匿起来的珍贵图书终得重现光明。为了进一步传播进步思想，丰富图书资源，李沙通过朋友采办了黄炎培的《延安归来》、陈嘉庚的《南侨回忆录》、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以及《虾球传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等书籍，以及《群众》《华商报》《正报》等刊物。彭可涛则利用随彭竹父亲前往柬埔寨经商的机会，购买了泰国出版的《全民报》、毛泽东《论联合政府》等书刊。这些文献的购入极大地丰富了原有的书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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